我 心 目 中 的 季 羡 林 先 生

我 心 目 中 的 季 羡 林 先 生

文/王超逸

国学大师季羡林

  忘不了2009年7月的一天早晨，我刚到办公室，女儿给我来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凄婉而悠长：“爸爸，今天季老爷爷去世了，98岁。”

那一年，小女夏季高中毕业，不久就要赴美求学了。为了让她尽快了解适应西方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活，我建议她读了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和冯友兰的《三松堂自述》。小女很快就翻完了两部大书。小女是90后的一代，这代娃娃是嚼着郭敬明的书当口香糖而成长的，可能她与好多同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她还多少承续一点国学的余脉。

季老生于1911年，我们相差半个世纪有余。

一般说来，以季老在学术界的地位、在海内外的名望，当我在跨进大学门时，这样的社会名流是不会亲自执教了，但是，中国文化书院是特殊的教育体制的特殊的存在，使纵向的师承而呈横流，不同辈份的大家汇聚来到了眼前。我有幸走近了季老，得到了季老的教诲。

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华夏大地上，诞生了中国文化书院。书院系由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朱伯崑、汤一介、庞朴、李泽厚、乐黛云、鲁军、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等人共同发起，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的以及海外、港台地区的许多学者、教授共同组成。书院对于推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化热具有发轫之功。季老初担任文化书院的图书管委会主任，后担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一个人，一个乡下人，一个乡野小子，在乡间的小路上踽踽独行。

在我儿时的记忆之中，我家的西邻是一片空旷地。冬天的夜晚，我抬头望冷月，月亮走，我也走。深秋的夜幕神秘而深邃，望北斗遥不可及。

终于，有一天，我有机会走近了季老。那是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毕业论文辅导班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有百余人，怀着虔诚的心踏进燕园。那年10月，我校哲学系青年讲师、书院副院长李中华老师，刚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访学归来，风尘仆仆，放下行囊，就担起了主管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教学的工作。一天晚上，他请来了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三位名家。讲台上临时放了一张教桌，张老居中，季老、汤老居侧。季老着一件蓝色旧中山装，一脸慈祥。中华老师在做了开场白之后，就由张老先讲话，次由季老讲话。我从书橱中抽出尘封的笔记本，时间：1988年11月21日晚。时隔32年，那晚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在当晚的论文辅导讲座中，季老讲话的主旨如次：

（一）对创新的要求。季老认为，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季老谈的很具体。他谈到了单篇论文与成本专著的不同。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创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言，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其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是有创意。

（二）对危机问题。季老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提出了告诫。他说，年轻人的危机是盲从，老年人的危机是保守。对涌入的西方理论，首先要了解，但不要盲从。

（三）对“新名词”现象。他说现在的新名词太多，恐怕有人自己还不了解，就在乱用，这不利于语言的发展，或会搞乱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四）对学术道德问题。他提醒，一是不要无为而发，自己没弄懂就动笔；二是不要剽窃别人的东西。他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

最后，季老还谈到了老年人对文化的孤独感。

各地学员对新知识、对现代化道路的探求，犹如饥渴的壮牛见到了丰腴的水草，统统收入肚中！那种贪婪、疯狂，欣喜若狂，至今令人神往。

二

得知季老去世的当天，我曾对河津市政协的王锡义兄说：“真学者的衣钵哪怕能继承其百分之一都能安身立命”。锡义兄认同我的看法。

中国文化书院是个浩瀚的汪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聚拢在季老等前辈的周围，以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成员为主体，凝聚了海内外国学、汉学一大批大师级学人。我不是研究季老的核心专业的人，但是，依个人的兴致，他的关于“印度与中亚古代语言”“印度文学与文化”“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比较文学”的学术著作我都研究过，他的绝大多数记事怀人哲思妙悟的散文我都涵泳把玩过。他的《赋得永久的悔》《二月兰》《清塘荷韵》《年》《老猫》诸篇，已是公认的散文中的极品。乐黛云老师将其风格概括为“三真之境”。我认同这种体认。将他的各类散文集放在床头，将名著放在了枕下，可以听到他的呼吸，感受到他的体温。在季老性格中，刚毅与宽容并陈，赤子之心与分明的爱憎同在。但是，作为文化人，他的刚毅，他的傲世独立的精神，他的披沙拣金的真知灼见还是容易引起我的共鸣。

季羡林先生在阅读

季羡林文集

胡适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人物之一，是大哲学家、教育家、外交家。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国民党实行独裁与文化专制主义。后来出任驻美大使。1946年出任北大校长。

季老写的《为胡适说几句话》《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关于胡适的点滴》等文章，不同流俗，手正乾坤，还胡适为胡适，给真理一个说法。我最初听到胡适的名字，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读高中时，教政治课的李老师偶尔出口讽刺西方新实在论理论时，顺踢一脚——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是胡适。后来读《青春之歌》，知道余永泽的形象是用来脸谱化胡适的徒子徒孙。

季老以一个学人的良知，以在大陆少有的与胡适有亲历亲往的资历，告诉了世人和后人一个真实的胡适们——我们民族的良知，世界上的稀缺财富，让后人明白真相。

冯友兰先生是书院的名誉院长，1990年，以95岁高龄驾鹤西去。冯先生以长长的几乎一个世纪的生命的长度，呈现了个人的文化心理积淀和主体的精神生命状态。在冯老逝世的当年，季老饱含深情地写下了《生命不息睿思不止》的悼念文章。在季老的笔下，他先从一件风趣的小事讲起：有一次，理发师正给芝生先生刮脸，郑（振铎）先生站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胡子刮掉一块。这时候，郑（振铎）先生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哄笑。然而芝生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可见先生的大度包容的气概。《世说新语》载：“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季老说到这里，笔锋以收，点出芝生先生的神宇近似子敬。以此立论，季老引申到：上面举的只是一件微末小事，但是由小可以见大。“芝生先生走过了95年的漫长的人生道路。95岁几乎等于一个世纪。自从公元建立后，至今还不到20个世纪。芝生先生活了公元的二十分之一，时间够长的了。他一生经历了清代、民国、洪宪、军阀混乱、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一直迎来了解放。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然而芝生先生以他那奇特的乐观精神和适应能力，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诚于自己的学术事业，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终于走完了人生长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季老在评点他的师长的风貌的同时，不是也点出了自己的“神宇”气象了吗？冯老曾立论“魏晋风流”，冯夫子、季夫子又何尝不与魏晋名士望衡对宇？

三

季老是书院的领军人物、灵魂人物和开新人物之一。季老与书院的关系，其他师长当有更切实的回忆与考证。作为弟子辈，只能以真实的点滴回忆追溯往事。

1986年10月，书院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战略问题”讲座，已75岁高龄的季老作了以“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的总结报告，报告洋洋23500余言。2009年是文化书院建院25周年，我先征得了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陈占国诸师的理解与支持，计划以此为契机，开展以“纪念书院成立25周年为主题的征文活动”，编辑《中国文化书院的境界》纪念集、论文集和《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史》。我将这一想法汇报了汤院长、乐老师。很快，汤院长给我复函，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我的行动，并表示他与乐老师欣然接受担任该丛书顾问。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原拟顾问组还请汤院长邀请季老列名，而今成了终身遗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先生（左三）正与本文作者王超逸交谈

1987年，在《中国文化书院学报》第二期上，季老为我们“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的学员殷切题词：“愿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这当然是寄托了老一代学人对后学的期望，寄托了老一代学人对将中国文化在广大世界流布的愿望。1989年7月15日，在我们即将毕业时的《学员名录》上，季老又在扉页上题词：“志在千里——愿与同志们共勉之。”勉励我们志存高远。

其实，以我当时的年龄还很难掂量出季老嘱托的分量。今天，当30年后再回头品味，更觉其中的分量。季老在与北大经济学院青年学者王曙光谈话时曾说：“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以坚忍、勤苦而著称，有极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牺牲精神。可是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少了，淡了。年轻人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动辄谈利。我觉得言不及利固然不好，但是言必称利也不见得妙。年轻人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抱负。人是应当有一种精神的，没有这点精神，人岂不同动物一样？”

    1994年，值书院成立10周年，季老以饱满的热情写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纪念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的文章。他对晚年致力致思于书院的活动充满了深情和自豪。

当年由书院率先恢复中国书院制传统教育，弘扬国学，会通中西，立旨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星火，今天已呈燎原之势。翻开学报与教材，回顾起来，当年的那些硕学鸿儒们多已离开了我们，那些风华正茂的导师学人也已进入了老年行列；当年的弟子辈都走上了社会的前台，成家立业，挑起了各专业领域中的大梁。后来季老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书院的文章《论书院》。洋洋万言，从“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制度、书院的滥觞与发展、新教育制度的兴起、书院在今天的意义”等四个方面谈了书院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实际也确定了中国文化书院在当下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他的九鼎之言，在公元1988年的坐标点上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季老在回忆中多次亲切地流露出在书院活动中的自豪、愉快与满足感，他说：“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即使所有的社会职务、头衔都辞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头衔还是要留着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夫子的喟叹，我现在真正品出了其中的秋味！

四

“愿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多年以来，我时常在品味解读季老在其中寄寓的深义。季老认为中国文化中必定存在有生命力的东西可以贡献于“全世界范围”，贡献于人类，为世界和人类所喜欢，所悦纳。他还预言了“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我知道，季老的这一预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回应。总的感觉是赞同此论的少，持有异议和反对的多。我的视野和格局不足以对季老和名家之言、诸家之论作结论。但是，我相信，季老的立论是有在德国沉潜十年的生命体验，有“东方学”学术探索，是比较中西、会通古今后慎重立论的。

斗转星移，世易时移。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而入，提出放开眼光、主动拿来的“拿来主义”，作为本民族创新与发展的借鉴，并为摒弃本民族的劣质文化和改造“国民性”提供全新的视域。季老生前不遗余力地呼吁，“我个人认为，我们人民不但奉行‘拿来主义’，而且也奉行‘送去主义’。拿来与送去是相对而言的。我的意思是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到西方国家去，尽上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自从1840年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极不对等、极不对称、极不平衡。季老首倡的“送去主义”表达了一位东方学人对祖国文化的赤子之心、拳拳之情。有着东西方视野、娴熟驾驭“比较学”方法的一代学人，我想绝不会仅站在狭隘的民族文化的立场立此论。后来，季老又补充说：“我真诚希望，人类能聪明起来，认真考虑我的东西文化互补论”。周一良先生曾说：“并世学人之中，学识广博精深（非一般浮泛）而兼通中外（包括东方、西方）者，我最佩服三位：就是季羡林、饶宗颐、王元化三位先生”。周老1946年秋在北大红楼结识季老，两位老人相知60年，都饱经沧桑，阅尽人间秋色。饶宗颐教授是这样评价季羡林先生的：“我所认识的季先生，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

复兴中华民族，将中国文化流布全世界，架起中西文化交流之桥，打通中西关节，这有赖于诸多条件。但是，万流归宗，核心一点，依托于综合国力的强盛。

也许冥冥之中有上帝的安排。悠悠华夏，至2008年才圆了百年奥运的梦想，以此为分水岭，世界的目光才真正回望这个古老又年轻的民族。而奥运的文化形象大使又恰恰是季老。值奥运落幕仅一周年，季老就驾鹤西去，这是否有某种机缘在里面？

让世界悦纳中国文化依然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的坚实的行走。季老为此不懈探索了近一个世纪。季老宏大叙事的理念，需来者从小事、细事做起。1989年从文化书院毕业后，虽有沉甸甸的收获，但当我捧到毕业证书时，旋即又怅然若失——今后的道路怎么走？方向在哪里？在那个历史关键时刻，季老在关注着年轻一辈人的命运，关注着我们民族的命运，关注着民族文化的命运。他嘱咐汤一介院长、厉以宁教授，李泽厚研究员、李中华、鲁军先生，要引导、呵护好我们民族思想的种子。汤院长深刻领会季老的思想，他也在密切关注着他的弟子们的思想动态和未来前途，也在深沉思索着民族的命运和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的前景。

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和现实环境中可能提供的起码的条件，选择了由厉以宁教授、鲁军先生主导的管理哲学与企业文化专业领域的研究方向。相对于划时代前辈们的宏大叙事和思维原创，企业文化是亚文化、经营管理文化和应用理论。当时我的一位学兄抱着朱光潜、克罗齐、鲍桑葵的美学苦研，因我的研究白眼向我，惋惜我的选择。白眼就白眼吧。世间有人在客厅应酬，也要有人做灶下婢。那么，历史就让我曹做灶下婢、拓荒牛、铺路石吧。

季老等老一辈学术大家的旨归，在于从不同的方面实现了生命的价值，为人文学术有开新、有创造。在我20余年的致学道路上，所以能厚积薄发、源泉不竭，是抓住了企业文化这一边缘学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特点，打了一口深井，开掘到了经济生活、管理生活、科技生活及其学科的“本”。那么，“本”是什么呢？——“人文科学”。由末逐本，由流溯源，以人的创造与需求为核心，由此导向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这是科技、经济与管理生活的根本，是企业文化的生长点。既有合理的物质功利性，又有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的研究。我以文化书院的跨学科背景，以季老等诸前辈的格局、气象为底气，以沉入生活底层的扎实宽厚的作风，终于在我的学科领域做出了一点成绩。如果说我与同辈学人有点不同的话，自豪地说，也许我的根更深，滋养更弘富，眼界更高、更远、更宽广了一点。2009年5月，我与李庆善先生合著的《企业文化学原理》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历时7年之久由我主编、由厉以宁教授作序的《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一书，亦有该社出版，为完善这个民族的学科体系开了局。二十年磨一剑，这也权作是告慰季老，也是向师长们汇报的一份薄薄的成绩单吧。前几年，我写信又向汤院长说起，汤老师的解释学理论可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化转化，经典文化的大众化、世俗化转化提供方法论和工具上的革命。我所做的就是这种桥梁、运输、媒介、沟通方面的工作。其实，百多年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寻找导向现代化之途的方向与工具。如此说来，百工自有百工的价值，三教九流的体系中不排斥农家、杂家、纵横家等之学。

若干年后，北大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化书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在为由我主编的《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一书写的序中自豪又欣慰地说：“本书主编王超逸同志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大哲学系、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重点培养的专业人才，也是我与鲁军先生、汤一介先生的学生。那时我与鲁军先生都年富力强，担任副院长，负责院务和教学工作，汤一介先生任院长。20多年来，超逸矢志于中外比较文化理论研究、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他的学术视野宽广，感触敏锐，每每追踪、引领专业潮头，善于面对和抓住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进行思考、探索，不断推出新的科研成果，解决时下的突出问题。目前已是本学科领域有独特贡献的中坚力量。”

多年后，小女有了多年海外留学生活的体验，目睹中国在世界棋局中的崛起和力量，再反刍自省《三松堂自述》《牛棚杂忆》《留德十年》的智慧，女儿曾告诉我，冯老爷爷季老爷爷那辈人，在苦难中成长，在逆境中奋进，在离乱中浮沉，在蹉跎中觉醒。救亡、启蒙、现代化，是祖国迈向现代化的三大坎。与苦难相随，与追梦相伴，历尽磨难是老爷爷那辈人的宿命；顺不忘忧，逆不毁志，忧乐天下是中国学人的品格。而启蒙和现代化还在路上……【刊载《中国人物传记》2020年第7期】

              （编辑  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