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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哈佛退休的杜维明,准备到北京大学就任高等人文学院院长一职。作为儒家思想当代最受关注的传播者之一,近年来,他的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的观点正系统形成,见诸于越来越多的书籍、大陆学术期刊和报刊。去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杜维明先生访谈录》引发了持续而广泛的关注。
自1996年起,杜维明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同时开展了四个论域:“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与“儒学创新”。何谓人?从哪里来?(创造?演化?)到哪里去?(天堂地狱?还是物质不灭?)等一系列问题,在杜维明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中得到更多新的阐释。他认为,儒家思想是人类精神文明之一,像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一样,能为解决当前人类的困境提供一些精神资源。这些年与他展开儒学对话的人,不仅包括各种宗教思想流派的大儒,还包括国际政要,比如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等。
步入21世纪全球化的过程中,人文精神遭到商业大潮的压制和遏制,从哈佛退休后的杜维明首选了中国大陆继续实践自己的儒学探索,除了在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他还将在浙江大学倡导东亚文明的儒商计划,在中国全面践行儒家人文精神。南方日报记者在今年的香港书展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不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从宇宙论来看,可能是人心和天道合一的思想。人类身处这个世界,希望转化这个世界。
儒家思想在第二轴心时代价值凸显
一年多以前,德国前总理邀请了15位思想家,到他的官邸进行一次学术交谈,他问了两个问题:何为人?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为什么现代政治家要关注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先介绍一个观念———轴心文明,由德国文化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他提出,公元前600年-公元前200年,世界出现了几大文明,这些文明一直到20世纪后期还对人类有非常大的影响,包括在南亚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儒家道家,中东的犹太教———后来发展成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以及古希腊的哲学。雅斯贝斯认为,这四大文明的出现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超越的突破”,这些文明都是在凡世之外想象,创造了人类终极价值的实体,比如上帝的观念、印度的梵天、希腊哲学逻各斯,以及中国的道,这些观念的出现是轴心文明的特色。
轴心文明时代突出特色就是超越的理念,比如基督教讲的上帝,凡人的世界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仰上帝。这中间最例外的就是儒家,儒家是入世的,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当时受到道家的诱惑,认为应该离开这个世界,应该到自然另外一个世界才能找到意义。但是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要留在这个世界。一般人认为,他要留在这个世界,就等于是要认同这个世界,认同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这其实是一个误读。孔子虽然选择留在这个世界,但他完全不认同这个世界。他有一个理念,就是通过教育,身体力行“转化”这个世界。这也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很多人批判的对象,认为儒家思想对于精神性、对于未来,对于死亡的理解与其它宗教不同,精神性不够。
但是儒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观点,中庸里有一句话“天命之谓性”。儒家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的人心,人性是来自于天,我们用了一个观念,超越是内在的,而不是完全超离的,这种内在的超越就成为儒家思想在轴心文明时代的特色。
所以一直到今天,许多八九十岁的老先生和重要学者,如香港唐君毅先生,中国大陆的季羡林、张世英、李慎之等,都提出这样的看法认为,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不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从宇宙论来看,可能是人心和天道合一的思想。人类身处这个世界,希望转化这个世界。等于说,我在世界里,希望能转换这个世界,就能创造新的价值,我不一定要等待未来的天国。
今天人类进入了新的轴心文明时代。因为20世纪的后期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1960年代当人类能够飞向太空,回望地球时,第一次用肉眼看到了地球的全貌。人类看到,地球是一个蓝色的球,土壤、水源、矿物、空气,都是珍贵的资源、很容易受到伤害。这个发现对于人类是一个震撼,并且影响了所有这几大轴心文明。因此在今天,一个佛家人说,我们是出家人,我们追求彼岸净土,但没有可能再说此岸是红尘,就可以随便污染。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转向。比如20世纪中国重要佛教思想家印顺进一步提出“人间佛教”的概念,提出追求人间净土。这就和孔子当年所说的,我要留在这个世界,要转化这个世界,思想就配合起来了。
在第一个轴心文明时代,大家对当时儒家的价值取向不是很理解,但现在,地球这个特殊现象的出现,使得大家认识到,地球本身不是凡俗的,是神圣的,是人类发展必须尊重关爱的。
在这场启蒙思潮之中,依然有一些价值没有得到重视,比如我们注重理性,没有注重慈悲；注重自由,但是对于公正平等关注不够；我们注重个人尊严,但对于社会整合和和谐关注不多。
“西方凡俗的人文精神”面临过时危机
人们长期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单线条的。我们必须走向现代化,才能和西方欧美世界平起平坐,即使付出生态环保的代价,也要西化、现代化,几乎没有人愿意放弃。这一套很重要的思想,其实是来自于西方的启蒙运动所代表的思想,这可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大概是从17、18世纪开始,这个运动形成一种凡俗的人文精神,突出人的重要性,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于自然应该是了解、征服、剥削的态度。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沟通的理性,而是一种工具理性。
在这样的一个传统之下,如果说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就代表了一种凡俗的人文主义。整个20世纪,这种人文主义思潮影响最大,即使到今天在中国还是很有影响力。比如今天的社会,最怕就是损人不利己的人,希望这些人绳之以法,人们推崇的是“利己而不损人”的人,这基本上就是经济人。因为经济世界里,正是启蒙思想传统里带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的典范———经济人,体现了很多启蒙发展起来的了不起的重要价值,比如自由、理性,注重法律、个人权利、尊严等等,这其实直接体现了很多西方重要的价值。
可是这些价值,在面对21世纪地球所出现的重大问题时,够不够?能否带领人类进入21世纪?应当说在这场启蒙思潮之中,依然有一些价值没有得到重视,比如我们注重理性,没有注重慈悲；注重自由,但是对于公正平等关注不够；我们注重个人尊严,但对于社会整合和和谐关注不多。所以今天在西方,最杰出的思想者,包括女性主义运动、生态环保主义者,都开始对这个传统进行比较严厉批评,认为人类要超越凡俗的人文主义,进入一个新的视野。面对我们现在碰到的重大课题,应该以凡俗为神圣,把地球当神圣,不仅关爱而且尊重,不再当成身外物,不再是剥削。
人类的伦理要出现一种生命共同体,要能够与宇宙大化互动,要发展一种真正的仁,可以滋润各种不同价值的伟大的思想。没有仁,义就可能变得比较苛刻,礼就变成形式主义,勇就是匹夫之勇,智信就变成了小智小信,所以仁可以滋润所有其他重要的价值。
21世纪崛起的人类应当走向何处?
在21世纪,人类应该走什么样的路?能够对这个凡俗的人文主义做一个怎样的修订呢?走上一个神圣的有精神性的人文潮流?这是一个巨大挑战。
在儒家思想里,人是天地大化的参与者。古人说:“为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个理念和人心与天道合一的理念配合起来,就是宇宙观、人生观,人也可能成为宇宙大化的创造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科学理性应该有新的发展,以前从启蒙发展出来的科学理性,有一个已经过时的理性的傲慢,认为科学万能,一切都能用科学解释,这是一种过时的科学主义,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智慧。
21世纪的人类需要一个怎样的人文精神?在我们面对神圣的地球、凡俗的时候,面对世界上所见到的各种矛盾冲突,必须找到一条解决之道。第一,我们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我们要关爱地球,要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推到生命共同体,这是儒家思想的特色。在宋明儒学,王阳明、程颢都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和孟子所说“万物天地皆备于我”都是说,人类的心应该和世界各种生物动物都有联系,人们会受到万物感动,应该感受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存在。
我们需要对西方启蒙发展起来的单线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比较深刻的省察。儒家思想在面向21世纪的人文精神时,必须有四个侧面发展,缺一不可。
第一个侧面看就是个人问题,人的身心和谐,我们有这样的信仰,真正要改变需要教育,教育的改变不仅要教育下一代,也要教育我们自己,只要是推己及人的人慢慢地增加,就可以改变。
第二个就是社会社群,人和社群互动的问题,如果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和是非常难的,和绝对要有先决条件就是绝对要接受异,不同的颜色乐器,才可能组合成绘画音乐。所以必须要对“异”深刻理解。
第三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要重新签约,要改变。
最后是人心和天道的关系,这一方面有人不赞成,我很坚持,就是人心和天道之间有非常深刻的价值关联,要重新考虑。
如果这四个侧面都照顾到,就是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和启蒙代表的凡俗的人文精神不同。我对21世纪儒家思想的发展抱有希望,儒家思想可以与各种文明形成对话,谋求发展。可以和各种不同的宗教和平共处,这是非常难得的资源。
○访谈
儒家思想与世界对话的时机已到来
五四时期学者过于乐观
记者:众所周知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视儒家精神价值、传统中国文化为糟粕,而你是推崇儒学并把宣扬儒家文化视为己任的,但为什么却又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
杜维明:近代中华民族现代记忆好像非常短暂,我们似乎得了健忘症。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基本上每十年就非常大的变化,太平天国运动、日本侵略、满洲覆亡、军阀时代。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则几乎每五年很大变化,朝鲜战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等。使得我们集体记忆经常很短暂,这是我们的困境,造成儒家的文明精神很难发挥作用。另外,近代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鲁迅、陈独秀、胡适,因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希望中华民族向西方学习,学习自由民主,但是采取的策略却是传统彻底否认,把儒家传统彻底消解。
我一直说,自己说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我认为这些批评不一定是坏事,把儒家所有阴暗面用放大镜看到,提升了自我转化的可能性。但是我也抱怨,五四时期学者太乐观,认为把传统打倒了就能像西方学习,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21世纪,人类要进步必须有一种学习的文明,有三种学习的方式,英文里讲learning,re-learn-ing,en-learn-ing,第一个是学习,第二个是再学习,第三个最难解释,应该是重新去学习的意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很多学到的东西已经过时了,阻碍了进一步的发展,要忘却要去掉,这种学习很重要。
直到今天我们对西方的理解还是浮面的。我们认识到,不能全盘西化,要和我们自己传统中最核心的价值进行对话。所以我提出,现在时机到来,可以进行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比如美国代表自由主义价值,也产生出很多弊病,东西方的价值,有了更多沟通和对话的可能。
未来三至五年转型非常重要
记者:您认为,21世纪儒家思想如何进行第三期发展,应该如何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作用?
杜维明:21世纪的儒学实际就是21世纪能不能通过儒学提供一个人文精神。这个人文精神和西方所代表比较凡俗的人文精神,跟反精神世界、反自然的那种人文精神不同。因为它入世,但它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它是希望可以“转世”———改变世界。比如有人诟病中国的儒生都希望做官,这其实是曲解,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做官,而是改变政治游戏规则,一定改不成的。
有人说,中国现实是人们缺乏信仰。不光是年轻人,在政府、媒体、企业、学术和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这种忧虑。但我认为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未来三年五年是非常关键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可以使得中华民族在精神世界拥有开拓可能性,也可能反之走向麻木沉沦。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看似势不可挡,但经济不能成为铁笼。
我想起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曾经与一个牧师的谈话,这位牧师说,对于基督徒来说,财富本来是身外物,可以随时把财富像衣服脱掉,但却没想到财富最后却发展成了铁笼。经济发展不过二三十年,现在势不可挡,但是虽然不可挡,但是是不是成为铁笼?这就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也许现在大家感觉到不安,比如生态环保、公益正义等等问题,还有网民的加入可能不负责任,但中国的公共空间正在扩大,讨论往往可以影响社会。我认为,中国现在至少出现了多元的景象,各种力量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这种景象,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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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美玲)
